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不斷在「美的」和「俗氣或醜的」東西之間做選擇：聽什麼音樂、穿什麼衣服、怎麼佈置家裡、吃什麼菜。我們以為這是個人的喜好，甚至是天生的鑑賞力。布赫迪厄卻說：品味並不純粹。

他把這些審美選擇稱為「區判」(distinction)：每一個選擇，都是在和其他階級的選擇對立中做出的。品味最根本的功能，是標示「階級」與「分類」；人們藉由區分美與醜、高尚與粗俗，彼此標榜與眾不同，同時也洩漏了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。用他的話說：品味會分類，也會把分類者分類。

為了證明這一點，布赫迪厄在 1960、70 年代的法國進行了大規模的問卷調查與訪談，書中收錄百餘幅問卷、圖表與統計，描繪出當時法國社會百工的生活樣貌。

他在書中寫道，品味判斷結合了理解力與感知能力，被視為「判斷力」的最高表現：學究能理解卻無法感覺，名流擁有它卻不甚了解。也因此，不論學院或上流社會，都把品味當成貴族身分最明確的指標。

有一種意識形態認為，擁有高雅品味的人是天生如此。布赫迪厄的研究卻發現，文化需求是教育的結果：聽音樂會、參觀博物館、閱讀，以及對文學、繪畫與音樂的偏好，首先和教育程度（文憑或就學年數）密切相關，其次才是社會出身。

他指出，在有文化的家庭裡長大、很早就接觸主流文化的人，會把文化當成一種自然而然的經驗與樂趣，甚至看不起那些在學校裡「努力學來」的人，稱他們為「學究」。換句話說，文化也有它的「貴族」：頭銜由學校頒發，血統則以多早進入這個圈子來衡量。

他也說，欣賞藝術並不是一般人以為的「一見鍾情」。藝術品只對懂得解讀它密碼的人才有意義；不懂這些密碼的觀眾，面對看不懂的聲音、顏色和線條，只會有被淹沒的感覺。

布赫迪厄用兩種資本來描繪社會空間：一是文化資本，主要是教育程度與文化素養；二是經濟資本，也就是財富與收入。一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，由這兩種資本的多寡與組合決定。

例如大學教授和藝術家可能文化資本高、經濟資本相對低；企業老闆可能正好相反。不同的組合，會發展出不同的生活風格與品味：有人偏好前衛藝術與讀書，有人偏好豪華的房子與昂貴的娛樂。

他用「慣習」(habitus) 這個概念，說明人在成長過程中，把自己所處的生存條件內化成一套看待世界、做出選擇的稟性。慣習讓我們覺得自己的品味再自然不過，卻也讓社會差異一代代地延續下去。

布赫迪厄指出，現代知識分子欣賞藝術時，強調一種「純粹」的凝視：只看形式，不在意功能；重視「怎麼表現」，勝過「表現了什麼」。他說，這種眼光其實是歷史的產物：十五世紀義大利的藝術委託人，更在意的是畫用了多少黃金與昂貴的天青石藍。

相反地，「大眾美學」認為藝術與生活是連續的，形式應該服從功能：一張圖最好能清楚地表達什麼，戲劇最好能讓人入戲、認同角色。布赫迪厄說，哲學家康德把純粹美學與感官享樂區分開來，但這種區分本身，就與遠離生活基本需求的特權處境有關：越能和生存壓力保持距離的人，越能以「無所謂」的態度欣賞形式。

他引用西班牙哲學家奧德嘉・賈塞特的看法：現代藝術有系統地拒絕一切「人性的」東西，也就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投入的熱情、情感與感覺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許多觀眾排斥形式上的實驗，例如布萊希特式讓觀眾保持距離、無法入戲的戲劇，或打亂情節的新小說：這些作品把他們拒於千里之外。

布赫迪厄最大膽的地方，是把美學消費重新放回一般的消費世界裡比較。他發現，在文化消費上觀察到的對立結構，在飲食上也看得到：量與質、大碗與小盤、實質與形式。

他把這稱為「需求的品味」與「自由的品味」的對立。前者偏好飽足又經濟的食物；後者則把注意力從食物本身，轉移到擺盤、上菜與吃的方式。音樂和烹飪、繪畫和運動、文學和髮型，這些表面上無法比較的偏好，其實都依循著同一套邏輯。

沒有什麼能力比得上把「美學」用在最日常的選擇上，例如烹飪、穿衣與居家佈置，更能把人分出高下。也因此，藝術與文化消費，不論我們願不願意、知不知道，都可能發揮正當化社會差異的功能。

布赫迪厄甚至說，文化的神聖化就像宗教裡的「聖餐變體」：一旦被當成藝術，同樣的東西就被提升到另一個層次。透過否定低俗、粗鄙、利益薰心的「自然享樂」，懂得享受崇高、精緻與無私樂趣的人，便獲得了與世俗大眾區隔開來的優越感。

本書分成三部分：第一部提出「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」，第二部說明社會空間、慣習與生活風格如何運作，第三部則分別描寫支配階級的「區判感」、中產階級「學習文化的意志」，以及大眾階級「基本需求的選擇」，最後討論文化與政治。

布赫迪厄推翻了許多從未被質疑過的關於美、藝術與文化的假設，迫使研究者重新思考品味是在什麼社會條件下產生的。這本書的影響跨越許多學科，開拓了數十年來大眾文化研究的新路徑。不論當代的經典書單如何更新，《區判》永遠不會缺席。

對一般讀者來說，它提供了一面鏡子：下一次你覺得某樣東西「好有品味」或「好俗」的時候，或許可以停下來想一想，這個判斷是從哪裡學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