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書從 2020 年 8 月 18 日寫起：美國驅逐艦馬斯廷號獨自穿越台灣海峽。中國隨即宣布在台灣周邊舉行實彈演習。但米勒說，那一天中國領導人真正擔心的，不是美國海軍，而是美國商務部的一份「實體清單」：美國禁止華為購買用美國技術製造的先進晶片，華為的全球擴張隨即戛然而止。

他指出，中國每年進口晶片的花費，比進口石油還多。過去策略家擔心中國的「麻六甲困境」，也就是石油運輸被封鎖；如今中國更擔心的是以位元組計算、而不是以桶計算的封鎖。

米勒說：二戰由鋼鐵與鋁決定勢力消長，冷戰由原子武器決定；美中之間的競爭，很可能由運算力決定。從機器學習、導彈系統、自駕車到無人機，所有先進技術都需要先進晶片。

晶片是由無數電晶體組成的網格，電晶體是微小的電子開關，用開與關來代表 1 與 0，處理並記住數位世界的一切。

六十年前，一塊頂尖晶片上只有 4 個電晶體；iPhone 12 的 A14 處理器上，則有 118 億個。1965 年，摩爾預測晶片上的電晶體數量會呈指數成長，這個速度後來持續了半個多世紀，也就是摩爾定律。1970 年，英特爾推出的記憶體晶片每個位元約 2 美分；今天 20 美元就能買到儲存超過十億位元的隨身碟。米勒說，晶片業一年生產的電晶體數量，比人類史上所有其他產業生產的商品總和還多。

全書從冷戰寫起：諾伊斯與基爾比發明積體電路，美國的登月計畫與飛彈成為早期晶片的大客戶；美國軍方把晶片用在精準導引武器上，奠定了軍事優勢。蘇聯試圖靠竊取與「照抄」追趕，卻始終落後。

米勒說，晶片製造集中在東亞並非偶然，而是政府官員與企業高層一連串決定的結果。美國企業為了尋找低成本勞力，把組裝工作移到亞洲；亞洲各國則利用這些工廠學習，最後發展出更先進的技術。1980 年代，日本一度在記憶體晶片上壓過美國，讓美國陷入危機；接著韓國崛起，美國則靠英特爾的轉型與新的國防策略復興。

今天一顆典型的晶片，可能由加州與以色列的工程師，用美國的設計軟體、依據英國 ARM 公司的藍圖設計；接著送到台灣的工廠，使用日本的超純矽晶圓與特殊氣體，再用荷蘭、日本與美國少數幾家公司生產的機器，蝕刻出只有幾個原子厚的材料層；最後在東南亞封裝測試，運到中國裝進手機或電腦。

這是效率的極致，也是驚人的弱點。2021 年，日本一間半導體工廠失火、德州冰風暴、馬來西亞疫情封城接連發生，從豐田到通用汽車都因為缺少晶片而被迫停工數週。

米勒用一整個部分寫台灣如何建立半導體產業。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生於中國，二戰時期在香港成長，在哈佛、麻省理工與史丹佛受教育，後來在德州儀器幫忙建立美國早期的晶片業，最後回到台灣，開創專門替別人代工的晶圓代工模式。這帶動了「無廠革命」：蘋果、輝達等公司只負責設計，把製造交給台積電。

米勒寫道，台灣的晶片每年提供全球 37% 的新運算力，全世界幾乎所有最先進的處理晶片都由台積電生產；兩家韓國公司生產全球 44% 的記憶體晶片；所有的極紫外光 (EUV) 曝光機都由荷蘭的 ASML 製造。相比之下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產量占全球 40%，看起來就沒什麼大不了了。

他也提醒，晶片業高度集中在地震帶上：台灣 1999 年發生芮氏 7.3 級地震時，晶片只停產了幾天，但更強的地震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；生產全球 17% 晶片的日本同樣地震頻繁，矽谷的設備工廠則位在聖安德列斯斷層上。而比地震更大的威脅，是強權之間的衝突。他認為，讓全球經濟受制於世界上最危險的政治爭端之一，可能是一個會被寫進歷史的重大錯誤。

在後半部，米勒描述中國如何投入最優秀的人才與數以百億美元計的資金，試圖發展自己的半導體產業，擺脫美國的「晶片鎖喉」。華為從電信設備起家，迅速崛起，成為 5G 網路的領導者，也讓美國擔心它會成為下一代電信網路的骨幹。

美國的回應是控制晶片供應鏈中的關鍵點：設計軟體、製造設備與先進製程。米勒指出，生產運算力取決於一連串的關鍵控制點：機台、化學品與軟體，往往只有少數幾家、甚至只有一家公司能生產。石油可以從許多國家買到，運算力卻不行。

他也寫到英特爾如何在行動晶片與先進製程上失去領先，以及荷蘭、日本、韓國等供應鏈關鍵國家，如何被迫在美中之間做出選擇。

米勒說，在人工智慧時代，大家常說資料是新石油；但真正的限制不是資料，而是處理資料的能力。儲存與處理資料的半導體數量有限，生產流程極其複雜，成本也高得可怕。

在繁中版的獨家後記中，他談 AI 晶片爭霸戰：先進晶片是 AI 發展的關鍵推手，美中兩大 AI 強權都緊盯著這條誰也無法完全掌控的供應鏈，而台灣就像全球晶片製造業的心臟，正處於這場角力的核心。

本書的結論是：半導體定義了我們的世界，決定了國際政治的形態、世界經濟的結構與軍事力量的平衡。這個七十多年前還不存在的產業，不只建構了歷史，也將塑造未來。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說：半導體之於二十一世紀，就像石油之於二十世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