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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書籍Writing Culture《寫文化》(馬庫斯與克利佛德合編,1986);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(馬庫斯,1998);Iran: From Religious Dispute to Revolution(費雪,198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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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往大溪地馬庫斯與費雪寫作本書時,觀察到整個人文社會科學正經歷一場「表述危機」:過去那些宣稱能解釋一切的宏大理論,例如結構功能論或某些馬克思主義的版本,越來越難說服人;學者們開始懷疑,我們能不能、以及該如何描述這個複雜的社會現實。
在人類學內部,這場危機還有另一層背景:二十世紀中葉之後,殖民體系瓦解,許多過去被研究的社會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,質疑人類學與殖民統治的關係。人類學家再也不能理所當然地站在「觀察者」的位置。
他們認為,這不是壞事,而是一個實驗的時刻:在舊典範失去權威、新典範尚未成形的時期,各種新的寫作與研究方式紛紛出現。而人類學,特別是民族誌,正好處在這場變化的前線。
全書因此有兩個任務:一是整理人類學在民族誌寫作上的各種實驗;二是重新找回人類學的一個古老承諾:文化批判。
作者先回顧了以紀爾茲為代表的詮釋人類學:文化被看作一套意義的系統,人類學家的工作是理解當地人如何理解自己的世界,而不只是找出普遍的法則。紀爾茲用「深描」來形容這種工作:同樣是眨一下眼睛,可能是無意的抽動,也可能是暗號、嘲弄或模仿;民族誌要描述的,正是這些層層疊疊的意義。
詮釋人類學讓研究者更加意識到,民族誌是一種寫作,是人類學家把田野經驗轉譯給讀者的文本。這也引發了關於權威、修辭與再現的反思:誰有權描述別人?描述時用的是誰的觀點?
他們把當時出現的民族誌實驗分成兩大方向:一類是更深入地傳達他人的文化經驗,另一類是把地方社會放進世界的政治經濟之中來理解。
第一類實驗關注的是:如何讓讀者真正理解另一個文化裡的人怎麼感受、怎麼思考。過去的民族誌多半描述制度與結構,卻很少讓人看見個人的情感與內心世界。
作者討論了幾種代表性的作品:心理人類學家李維在《大溪地人》中,以長時間訪談呈現大溪地人的心智與情感經驗;蜜雪兒・羅薩多在《知識與激情》中探討菲律賓伊隆戈人如何理解「憤怒」與「激情」;克拉潘札諾的《突哈米》以一位摩洛哥製磚工人的生命史呈現他的內心世界;拉比諾的《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》與杜蒙的《頭人與我》,則把人類學家和報導人之間的對話與關係本身,當成民族誌的主題。這些作品試圖呈現「人」「自我」與「情感」在不同文化裡的不同樣貌:例如某個社會怎麼理解憤怒、悲傷或羞恥。
他們也指出這類實驗的挑戰:如何避免把自己的心理學概念強加在別人身上,又能讓讀者跨越文化的距離,產生理解。
第二類實驗關注的是:在全球資本主義與殖民歷史的影響下,任何一個村落都不是封閉的小世界。作者稱之為「在更大體系中可以被認識的社群」。
他們討論了把世界歷史與政治經濟帶入民族誌的作品:例如威利斯的《學做工》,研究英國工人階級少年如何在學校裡抗拒權威,最後卻「自願」走進工廠;陶西格的《南美洲的魔鬼與商品拜物教》,分析哥倫比亞農民與玻利維亞礦工如何用魔鬼的信仰,理解資本主義帶來的新勞動關係;娜許的《我們吃礦,礦也吃我們》,則描寫玻利維亞錫礦工人的生活與信仰。這些作品同時呈現地方的生活細節,以及遠方的市場、國家與資本如何滲透進來。
作者認為,民族誌的挑戰在於既不能只看地方、忽略大結構,也不能只談大結構、把地方的人變成被動的受害者;而是要找到能同時呈現兩者的寫法。這個想法也影響了馬庫斯後來提出的多點民族誌。
本書最核心的主張是人類學的「遣返」(repatriation):把人類學從研究遠方的異文化,帶回來批判研究者自己的社會。
作者指出,這其實是人類學的老傳統。二十世紀前半,米德、潘乃德等人類學家就曾用薩摩亞(米德的《薩摩亞人的成年》)或其他社會的例子,反過來質疑美國社會對青春期、性別或教育的既定看法。但這種批判後來常流於簡單的對比,好像異文化只是用來映照西方的浪漫鏡子。
他們希望發展更嚴謹的文化批判:不只是拿別人來比較,而是同樣用民族誌的方法,深入研究自己的社會,例如美國的中產階級、企業、科技與大眾文化。
作者認為,這樣的批判能讓讀者對自己社會裡看似自然的安排,例如工作、家庭與消費,產生新的疑問。
作者提出人類學進行文化批判的兩種主要技巧。第一種是認識論的批判:透過深入理解另一種文化的思考方式,讓我們發現自己的觀念其實並非理所當然,也就是讓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,重新檢視。
第二種是跨文化並置:把異文化的民族誌與本土社會的研究放在一起,讓兩者互相照見,產生新的問題與洞見。
他們也提醒,這兩種技巧都要避免淪為浪漫化的對比,也就是把異文化描繪成純樸美好、用來責備現代社會的理想國度;真正的批判必須同樣嚴謹地看待雙方的複雜與矛盾。
他們在結語中說,人類學正處在一個開放、充滿可能的實驗時期。與其急著建立新的大理論,不如珍惜這個時刻,鼓勵各種寫作與研究的嘗試,讓人類學在理解他人的同時,也能對自己的社會提出有意義的批判。本書與同年出版的《寫文化》,被視為人類學反思轉向的兩本代表作。
1999 年的第二版,作者另外回應了出版後十多年間人類學面臨的新挑戰,例如全球化與跨國流動,讓「田野」本身變得更難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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