克拉庫爾原本是《戶外》雜誌的記者，接到的任務是報導聖母峰日益商業化的現象。他原本打算只待在基地營觀察，但童年對登山的熱情被重新點燃，最後他決定親自加入一支商業登山隊，攀登世界最高峰。他也坦承，自己雖然對商業登山頗有微詞，卻無法抗拒八千公尺高峰的吸引力。這個決定讓他從旁觀者變成了一場悲劇的見證者與倖存者。

1996 年春天，有好幾支登山隊同時在聖母峰上，其中包括一支來自台灣的遠征隊。書中的焦點是兩支商業隊：羅伯・霍爾帶領的「冒險顧問」隊，以及史考特・費雪帶領的「山癡」隊。克拉庫爾是霍爾隊上的客戶。兩支隊伍之間的競爭關係，也成為他日後分析這場悲劇時的重要因素。

悲劇就此埋下伏筆。

登山隊在衝頂前會設定折返時間，到了時間就應該下撤。然而那一天，兩支隊伍都遠遠超過了折返時間，仍有許多人在往山頂前進。克拉庫爾分析，在商業競爭與同行壓力下，領隊們忽略了早已超過底線的時間限制。

這是悲劇的開端。

1996 年 5 月 10 日到 11 日，一場突如其來的猛烈風暴襲擊了聖母峰，讓許多正在下山的登山者困在高處。狂風、暴雪與極低的氣溫，讓原本就疲憊不堪、缺氧的人陷入絕境。這場風暴中有八人喪生，包括克拉庫爾的領隊霍爾；那一季共有十二人在聖母峰罹難，是當時聖母峰歷史上最嚴重的山難之一。

有報導形容，當時的狂風時速超過一百三十公里，氣溫降到極低。

克拉庫爾指出，這場山難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，而是許多小問題一層一層累積起來的結果：無線電分配不當、高度適應不足、缺氧導致的意識混亂、嚮導與雪巴人之間的溝通障礙，以及在壓力下做出的一連串決定。任何一個環節或許都不致命，但它們加在一起，就成了一場災難。

書中對高海拔的身心狀態有非常深刻的描寫。讀者可以感受到缺氧帶來的恍惚、體力耗盡時的掙扎，以及在只有風聲與呼吸聲的寂靜雪山中，面對死亡威脅的恐懼。克拉庫爾也坦承，在那樣的高度，人的判斷力與記憶都變得非常不可靠，即使是同一個現場的見證者，對同一件事的描述也可能大相逕庭。

這本書最重要的反思之一，是商業登山的問題。只要有足夠的錢和基本的體能，幾乎任何人都可以付費參加遠征隊，攀登世界最高峰。這讓聖母峰失去了一部分神聖性，也讓許多經驗不足的客戶置身於極大的危險中。一位美國高山嚮導說，客戶付錢買的是登頂，而不是明智的決策，這句話揭露了嚮導在賺錢與確保安全之間的根本矛盾。

克拉庫爾也思考了一個根本的問題：人為什麼要去爬聖母峰？他認為，攀登聖母峰本質上就是一件不理性的事，那些真正理性思考要不要爬的人，大概都不會去。驅使人們往上爬的，是成就感、自我超越，以及與死亡擦身而過的刺激，這些難以量化的動機，才是真正的原動力。

作為倖存者，克拉庫爾背負著沉重的罪惡感。他鉅細靡遺地重建每一位罹難者的經歷，試圖理解發生了什麼，也試圖擺脫內心的自責。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，是他面對創傷的一種方式。他用理性而客觀的筆調記錄事件，但也毫不留情地批評他認為不妥當的決策與行為。

書中最大的爭議，是克拉庫爾對費雪隊的嚮導安納托利・布克里夫的批評。他質疑布克里夫在客戶之前先行下山的判斷，雖然也承認布克里夫後來在暴風雪中英勇地救援了受困的人。布克里夫隨後出版了自己的書回應，也有知名登山家為布克里夫辯護，認為他的位置安排其實很有先見之明，並批評克拉庫爾的敘述有遺漏與不一致之處。克拉庫爾則在後來的平裝版補記中回應了這些批評。

這本書也引起部分書中人物及家屬的不滿，認為某些描述過於主觀。山難之後，好幾位倖存者都出版了自己的親身記述，從不同的角度描述同一場災難。這提醒讀者，在那樣極端的環境下，即使是在場的見證者，對同一件事的記憶也可能大不相同。

一位熱愛登山的台灣讀者在讀後感中寫道，她很認同書中所說的，每個登山者心裡都住著一個「不理性的靈魂」。隨著登山經驗越來越多，她漸漸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追逐天使，還是在逃離惡魔。她認為，這本書解開了那場山難的許多謎團，卻也同時引發了更深的提問：人為什麼要登山？答案或許只有親身走進死亡地帶的人才能體會。這種開放的思考，正是這本書在登山圈裡被反覆討論的原因。

一篇讀後感也提到，1996 年的山難在當時是聖母峰最嚴重的一次，但 2014 年 4 月昆布冰瀑發生的雪崩，又造成至少十二名雪巴人罹難，讓人再次反思商業登山的代價。從這個角度看，克拉庫爾在書中提出的問題，至今仍未過時。

一位有數十次帶隊經驗的台灣登山嚮導在讀後感中寫道，這本書深深影響了他的帶隊哲學：客戶真正購買的，應該是嚮導明智的判斷，而不是登頂的保證。這個體悟不只適用於登山，也適用於任何需要在壓力下為他人做決定的領導者。

《聖母峰之死》出版後成為全球暢銷書，也衍生了多部電影與紀錄片。它不只是一個驚心動魄的山難故事，更是一部關於人性、慾望、領導與判斷的深刻作品。它也讓「為什麼要冒險」這個問題，在每個讀者心裡留下了回音。

台灣的大家出版在 2014 年推出新譯版，並補上作者的補記與佐證資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