桑德爾把各種正義理論整理成三種取向：第一種是「增進福祉」，追求整體幸福最大化；第二種是「尊重自由」，強調個人的權利；第三種是「促進美德」，重視品格與共同體的價值。

他用 2004 年颶風查理侵襲佛羅里達的例子開場：商家把原本兩美元一袋的冰塊賣到十美元。批評的聲音可以分成三種：有人從福祉的角度說，高價雖然能吸引供給，卻傷害了最需要的人；有人從自由的角度說，正在逃難的人並不是真正自由地同意；也有人從美德的角度說，趁人之危賺錢，暴露的是貪婪，而不是企業家精神。

一輛失控的電車即將撞死五名工人，你可以把它轉到另一條軌道，只會撞死一個人。大多數人會選擇轉向。但如果你站在天橋上，唯一的方法是把旁邊一個身材高大的陌生人推下去擋住電車，大多數人卻不願意這麼做，即使兩者同樣是用一條命換五條命。

桑德爾用這種矛盾說明，單純的計算無法決定道德。他也講了一位美國海豹部隊隊員的真實困境：他在阿富汗放走了幾名手無寸鐵的牧羊人，結果隊友卻因此喪命。真實的選擇牽涉到意圖、行動者的角色，以及必須背負的悔恨。

邊沁的功利主義主張，正確的行為就是讓所有人的快樂減去痛苦達到最大。這聽起來公平，卻可能為暴行辯護：如果有夠多的羅馬人喜歡看基督徒被獅子撕咬，算出來的結果可能會支持這種事。

書中也提到一個真實的海難案件：十九世紀的英國，幾名船員在救生艇上為了活命，殺死並吃掉了一名年輕的見習水手。這是否能用「救了更多人」來正當化？桑德爾也指出，功利主義必須把無法比較的東西放在同一個天平上，例如有汽車公司曾經計算，修正油箱缺陷的成本，比賠償死亡的成本還高。

彌爾意識到邊沁的問題，主張快樂有高低之分：同時體驗過詩和簡單遊戲的人，會選擇詩。但桑德爾問學生，他們更喜歡看《辛普森家庭》還是莎士比亞，多數人喜歡前者，卻同時認為莎士比亞比較好。

這表示，彌爾無法只用「人們想要什麼」來證明高等的快樂比較好，他其實偷偷引入了人性尊嚴、能力發展這些獨立於欲望之外的價值，也就等於離開了邊沁的立場。

哲學家諾齊克主張，每個人擁有自己，也就擁有自己的勞動和成果。向籃球明星喬丹的收入課稅，等於把他的一部分當成國家的財產，像是強迫勞動。只要財產的取得和交換是正當、自願的，不管結果多麼不平等，都是正義的。

桑德爾把這個邏輯推到極限：如果自我所有權是絕對的，那麼人應該可以自由地賣腎臟，甚至出賣自己當奴隸。大多數支持者都會退縮，這顯示他們的原則其實是有選擇性的。

桑德爾指出，當選擇受到困境限制時，同意不等於自由。美國南北戰爭時，有錢人可以花三百美元請人代替自己服兵役；今天的募兵制也有類似的階級現象。

代理孕母也引發同樣的疑問。書中提到美國的「M 寶寶」案，以及印度的代理孕母：一位月收入約二十五美元的女性，為陌生人懷胎，拿到幾千美元的報酬，把這說成自由的交易，是否忽略了經濟壓力如何削弱了真正的同意？他也認為，某些價值一旦被放到市場上買賣，就會被腐蝕。

康德把道德的重點放在動機，而不是結果。只有出於義務而做的行為，才有道德價值；一位店主誠實找錢，如果只是為了保護商譽，雖然做對了，卻沒有道德上的價值。

康德認為，自由就是自律：依照自己透過理性訂下的法則行事，而不是服從自己沒有選擇的欲望。這種觀點是現代人權觀念的基礎：每個人都有無條件的尊嚴，永遠不能只被當成工具。

既然現實中沒有真正的社會契約，羅爾斯請我們想像：如果在一層「無知之幕」後面選擇社會的原則，不知道自己會出身什麼階級、有什麼天分、屬於什麼種族或宗教，我們會怎麼選？

他認為，人們會拒絕可能迫害少數人的功利主義，而選擇兩個原則：人人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；以及「差異原則」，也就是不平等只有在對處境最差的人有利時，才是可以接受的。他的理由是，一個人的天分、家庭背景，甚至努力的能力，很大程度上都是運氣，不是自己掙來的。

羅爾斯把正義和「道德上的應得」分開：你有資格得到規則承諾給你的報酬，但你並不在道德上「應得」生來就有被社會重視的天分。一位老師和一位電視名主持人的收入差距，來自供需，而不是兩人品德的高低。

這也改變了對優惠性差別待遇的討論。一位申請德州大學法學院被拒的學生，認為自己「應該」被錄取；哲學家德沃金則回應，沒有人「應得」某個入學名額，大學先定義自己的使命，什麼是「優秀」才隨之而來。

亞里斯多德認為，討論正義，必須先問一件事物的目的是什麼。最好的長笛應該給誰？他的答案是給吹得最好的人，因為長笛的目的就是被好好地演奏。

桑德爾用現代的例子說明這種「目的論」的思考：一位行動不便的高爾夫球選手，是否可以在職業比賽中使用高爾夫球車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就必須先討論「走路」是不是高爾夫這項運動的本質。

桑德爾也討論那些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義務。他引用哲學家麥金泰爾的觀點：人是會說故事的存在，我們從家庭、城市和國家繼承了一些責任。這解釋了為什麼你會先救自己的孩子，為什麼今天的德國人會對納粹大屠殺感到責任。

忠誠有時會和普遍的原則衝突。書中舉例，有人拒絕協助逮捕自己逃亡的兄弟，也有人選擇向警方舉報自己的兄弟。這些痛苦的抉擇，只有在承認忠誠具有真正的道德分量時，才有意義。

桑德爾最後的主張是：中立是一種迷思。現代自由主義希望法律能在各種好生活的觀點之間保持中立，但墮胎的爭議必須判斷胎兒的道德地位，同性婚姻的爭議也必須討論婚姻的目的與價值。

既然道德判斷無法避免，他呼籲一種追求「共善」的政治：培養公民德行、為市場設下道德界線、因為不平等侵蝕了共同生活而努力減少它，並且直接面對宗教與道德信念，而不是把它們排除在公共討論之外。他認為，假裝中立只會讓公共討論變得空洞，引發反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