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 年，五十多歲的記者艾倫瑞克決定做一個實驗：如果一個人只靠最低薪資的工作過活，能不能付得起房租和三餐？她在求職時隱瞞了自己的學歷，到美國三個城市去應徵最基層的工作，每個地方待大約一個月，試著讓收入打平開支。她也坦白承認，自己仍保有一些真正的窮人沒有的安全網，例如一輛可靠的車、足夠的營養，以及不至於流落街頭的住處保障。

第一站是佛羅里達州的基威斯特。因為附近的房租太貴，她只能租一間離工作地點很遠的偏僻小屋。她在一家餐廳當服務生，薪水連同小費也只在最低工資上下；為了打平開支，她又兼了一份旅館房務員的工作。在兩份工作之間奔波，加上身體的疲憊與和管理者的衝突，最後她撐不下去，只好離開。

第二站是緬因州的波特蘭。這裡的房子比較好找，她兼了兩份工作：一份是在一家清潔公司幫有錢人打掃房子，公司向客戶每人每小時收費二十五美元，她卻只拿到六塊多美元；另一份是在安養院的餐飲部門工作。她必須一週工作七天，才勉強讓收支打平，這也是三個城市中唯一勉強撐過去的地方。

第三站是明尼蘇達州的明尼亞波利斯，這裡的住房問題最嚴重。她找不到負擔得起的公寓，只能住在按週計價的汽車旅館，房租遠遠超出她的預算。她在沃爾瑪的女裝部門工作，薪水不足以支付生活開銷，工作環境也讓她感到壓抑。最後她承認，這個城市的生活對她來說在財務上是不可能的。

比起她自己，更讓艾倫瑞克震撼的是同事們的處境。有人睡在廂型車或車子裡，有人全職工作卻只能靠零食果腹，負擔不起正常的三餐，大多數人都必須兼第二份工作才能活下去。在清潔公司，一位小組長受了傷，卻因為怕丟掉工作而不敢休息。這些人並不懶惰，相反地，他們比任何人都努力。

三個城市都有一個共同的難關：房租。在基威斯特，她每月要付五百美元，租一間通勤要四十五分鐘的偏遠拖車屋；在波特蘭，一千美元以下的公寓少之又少，她只好先住進按週計費的汽車旅館；在明尼亞波利斯，她一開始每週要付將近三百美元，後來搬到一晚約五十美元的連鎖旅館，仍然遠超出她的負擔。只有一個地方能勉強打平，而且前提是一週七天都要工作。

書中描寫了許多工作現場的細節。在佛羅里達的家庭餐廳，她得面對一位脾氣很壞的廚師；她同時兼差的另一家速食連鎖店一片混亂，一位年輕的捷克洗碗工被冤枉偷東西，她只撐了兩天就辭職。在緬因州的清潔公司，打掃有嚴格的標準流程，小組長即使受傷也不敢休息。在沃爾瑪，她被分配到女裝部，工作表現用整理推車的數量來衡量。這些細節讓讀者看見，低薪工作其實需要大量的體力、技巧與耐心。

一篇台灣的書評引用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報告指出，高達百分之二十九的美國家庭，生活在可以合理定義為貧窮的狀態，他們無法支付基本的生活開支。書評也提到，有大型零售業者雖然擴大了醫療保險，卻同時提高非正職員工的比例，讓更多人失去投保資格。這些數字說明，艾倫瑞克在書中看到的，不是少數人的不幸，而是一個普遍的結構問題。

艾倫瑞克也描述了低薪職場中令人不舒服的管理方式。求職時要做一些看似有辱人格的人格測驗，篩掉太有主見的人；工作時，管理者不斷提防員工「偷時間」，對員工充滿懷疑。她觀察到，雇主刻意不讓員工知道彼此的薪資，管理方式也讓人不敢為自己爭取權益。

書中最重要的發現是：努力工作並不必然帶來溫飽。一份最低薪資的工作，根本不足以負擔房租，更不用說醫療與托育。許多人必須同時做兩份工作，而且必須假設自己永遠不會生病、不會遇到意外。艾倫瑞克稱這群拚命工作卻仍然貧窮的人為「窮忙族」。

她指出，社會之所以忽視這些人的困境，是因為我們常常把貧窮和失業畫上等號，以為有工作就不會窮。按照官方的定義，時薪七美元的人不算貧窮，但他們實際上連房租、托育、醫療等基本需求都難以負擔。不斷上漲的房價與停滯的薪資，造成了一種結構性的不可能。

艾倫瑞克在結論中寫道，低薪工作既辛苦又需要技巧，卻完全得不到肯定。這些勞工不僅收入微薄，還要不斷承受懷疑與羞辱。即使在缺工的時候，雇主也抗拒提高薪資。她主張，社會需要做出結構性的改變，讓這些辛苦工作的人得到應有的報酬與尊重。

在後來的版本中，艾倫瑞克回顧了出版後的變化，發現情況並沒有變好，甚至更糟：有大型零售企業被控竄改工時、讓員工無薪加班；政府對學生貸款等支援減少，發薪日貸款等掠奪性的金融產品則四處氾濫。她也收到許多讀者來信，描述更艱難的處境。但她也看到希望：基層組織推動的「可活命薪資」運動，在紐約、洛杉磯等城市陸續成功。

台灣的書評者指出，這本書對台灣同樣有啟發：薪資停滯、房價高漲的問題與美國相似，值得檢視官方的貧窮線是否貼近現實；也應加強勞動檢查、保護非典型員工；並且看見，即使受過教育，也不保證能脫離貧窮。地方的草根行動，有時比等待中央改革更有效。

這本書以幽默而辛辣的筆調寫成，成為臥底報導的經典之作，也讓「窮忙族」的議題受到廣泛關注。它最大的力量，在於讓讀者從一個與自己相似的人的眼睛，看見每天替我們端盤子、打掃房間、整理貨架的人，過著怎樣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