包曼用「固态」与「液态」取代常见的「现代」与「后现代」之分。他说，现代社会一开始就在融化固体：打破传统的身分、宗教与共同体。但早期的现代社会在摧毁旧体制后，又建立了自己的僵固体制，例如大工厂、终身雇用与稳定的民族国家，这就是固态现代性。

今天的社会则进入液态现代性：像液体一样，很难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形状，随时在流动、变化。黄厚铭在导读中指出，包曼借用了马克思〈共产党宣言〉里的名句「一切坚固的事物都烟消云散了」，并主张这句话直到液态现代性的时代才真正实现。

包曼刻意保留「现代性」这个词，因为他认为今天和过去不是截然断裂，而是延续又有所不同：从固态现代性开始的个体化趋势，在液态现代性中走到了极致。全书从五个概念出发：解放、个体性、时间与空间、工作、共同体。

包曼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最悲观与最乐观的时刻：从大屠杀到柏林围墙倒塌。他早期的研究关注现代性如何抹煞道德，1990 年代看见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带来的转变，到了本书才提出自成一家的概念。

现代社会把个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、伴侣、信仰与生活方式。包曼说，这是一份好坏参半的祝福。

过去，人们牺牲一部分自由，换取集体提供的安全感；今天，个人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，却必须独自面对所有风险。失业、失败或孤单，都被看成个人的问题，好像只要更努力、做出更好的选择就能解决。包曼说，个人被要求为整个体制造成的问题，找出个人的解决方法。

他也指出，在这样的社会里，公共领域逐渐被私人事务淹没：人们关心名人的私生活，却越来越难把个人的困扰，连结到共同的社会议题上。这让批判与集体行动变得更加困难。

包曼区分了两种资本主义。沉重的资本主义以大工厂为代表：资本、机器与工人都被绑在同一个地方，老板和员工彼此依赖，不得不长期相处。

轻盈的资本主义则像软体一样流动：资本可以随时移往成本更低的地方，创造利润的不再是持久耐用的商品，而是轻薄短小、可以快速更替的商品。掌握移动能力，取代了据地为王，成为新的权力工具：游牧式的菁英可以随时离开，留在原地的人却只能承受后果。黄厚铭在导读中举例，跨国企业遇到抗争或污染问题，可以撤资迁厂一走了之，台湾的 RCA 污染案就是一例。

包曼也以波湾战争为例：越战时，美军必须派兵实际占领土地；波湾战争则用远方的飞弹和飞机即时扫荡，不必占领就能控制。这正是从占领空间，转向掌握时间与速度。

黄厚铭指出，包曼把传统、固态现代性与液态现代性三个阶段，分别对应到三种速度的技术：湿体（人的身体）、硬体与软体。这和传播学者麦克鲁汉依媒介把人类文明分成口语、机械与电子三个阶段的看法十分相近。固态现代性重视占领空间，液态现代性则讲求时间上的速度与弹性。

在液态现代性里，我们首先是消费者。包曼说，过去的社会要求人们当生产者，靠纪律与规范来塑造人；今天的社会则用无穷的选择与欲望来引导人。

购物不只是买东西，而成了一种驱魔仪式：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，人们透过购物暂时驱散不安，证明自己还能掌控些什么。人们从被规范的「强迫症」，转向永远追求下一个刺激的「成瘾症」。我们关心自己的身体是否健康、是否够好看、是否能享受更多感受，却永远觉得还不够。

他也注意到城市空间的改变：购物中心等消费场所，让陌生人聚在一起，却不必真正交谈或互动；我们被教导「别跟陌生人说话」，城市里的人越来越像擦肩而过的过客。

在固态现代性里，一个人可以期待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一辈子，工作也是建立身分与未来的基础。在液态现代性里，工作变得短期、弹性又不稳定；包曼用「从结婚到共同生活」来比喻劳资关系的变化：双方都不再承诺长久，随时可以离开。

同样的逻辑也进入了亲密关系。人与人的连结变得轻盈而脆弱，随时可以开始，也随时可以结束。人们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不断流动，社会地位随时变动，多重身分快速切换，个人的不确定感与不安全感也随之加深。包曼后来在《液态之爱》中，进一步讨论了这种脆弱的亲密关系。

当个人失去了稳定的共同体，我们仍然渴望归属。包曼用「衣帽间共同体」来形容今天常见的群体：就像剧院的观众，进场时把外套寄放在衣帽间，散场后各自取回离开。人们因为一场活动、一个事件或一种情绪暂时聚在一起，结束后就各自散去。

包曼也讨论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未来：当国家越来越无法保护人民免于全球市场的冲击，人们可能转而寻找以相似性为基础的封闭群体，排斥陌生人。他关心的是，在个人主义不断深化的时代，流动的个体要如何承担道德责任。

黄厚铭也提出补充：人们其实在自由与安全、个人与社会之间爱恨交织，融入群体就担心失去自我，保有个性又觉得失去支持；手机的普及既是个体化的表现，也是想随时与他人保持联系。他把这种时聚时散的关系称为「流动的群聚」。

他在导读最后提醒，读者不必把「液态现代性」当成可以直接套用的权威概念；包曼留下的真正启发是：每一代人都应该正视自己所处时代的特性，并在这个基础上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