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不断在「美的」和「俗气或丑的」东西之间做选择：听什么音乐、穿什么衣服、怎么布置家里、吃什么菜。我们以为这是个人的喜好，甚至是天生的鉴赏力。布赫迪厄却说：品味并不纯粹。

他把这些审美选择称为「区判」(distinction)：每一个选择，都是在和其他阶级的选择对立中做出的。品味最根本的功能，是标示「阶级」与「分类」；人们借由区分美与丑、高尚与粗俗，彼此标榜与众不同，同时也泄漏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。用他的话说：品味会分类，也会把分类者分类。

为了证明这一点，布赫迪厄在 1960、70 年代的法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与访谈，书中收录百余幅问卷、图表与统计，描绘出当时法国社会百工的生活样貌。

他在书中写道，品味判断结合了理解力与感知能力，被视为「判断力」的最高表现：学究能理解却无法感觉，名流拥有它却不甚了解。也因此，不论学院或上流社会，都把品味当成贵族身分最明确的指标。

有一种意识形态认为，拥有高雅品味的人是天生如此。布赫迪厄的研究却发现，文化需求是教育的结果：听音乐会、参观博物馆、阅读，以及对文学、绘画与音乐的偏好，首先和教育程度（文凭或就学年数）密切相关，其次才是社会出身。

他指出，在有文化的家庭里长大、很早就接触主流文化的人，会把文化当成一种自然而然的经验与乐趣，甚至看不起那些在学校里「努力学来」的人，称他们为「学究」。换句话说，文化也有它的「贵族」：头衔由学校颁发，血统则以多早进入这个圈子来衡量。

他也说，欣赏艺术并不是一般人以为的「一见钟情」。艺术品只对懂得解读它密码的人才有意义；不懂这些密码的观众，面对看不懂的声音、颜色和线条，只会有被淹没的感觉。

布赫迪厄用两种资本来描绘社会空间：一是文化资本，主要是教育程度与文化素养；二是经济资本，也就是财富与收入。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，由这两种资本的多寡与组合决定。

例如大学教授和艺术家可能文化资本高、经济资本相对低；企业老板可能正好相反。不同的组合，会发展出不同的生活风格与品味：有人偏好前卫艺术与读书，有人偏好豪华的房子与昂贵的娱乐。

他用「惯习」(habitus) 这个概念，说明人在成长过程中，把自己所处的生存条件内化成一套看待世界、做出选择的禀性。惯习让我们觉得自己的品味再自然不过，却也让社会差异一代代地延续下去。

布赫迪厄指出，现代知识分子欣赏艺术时，强调一种「纯粹」的凝视：只看形式，不在意功能；重视「怎么表现」，胜过「表现了什么」。他说，这种眼光其实是历史的产物：十五世纪义大利的艺术委托人，更在意的是画用了多少黄金与昂贵的天青石蓝。

相反地，「大众美学」认为艺术与生活是连续的，形式应该服从功能：一张图最好能清楚地表达什么，戏剧最好能让人入戏、认同角色。布赫迪厄说，哲学家康德把纯粹美学与感官享乐区分开来，但这种区分本身，就与远离生活基本需求的特权处境有关：越能和生存压力保持距离的人，越能以「无所谓」的态度欣赏形式。

他引用西班牙哲学家奥德嘉・贾塞特的看法：现代艺术有系统地拒绝一切「人性的」东西，也就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投入的热情、情感与感觉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观众排斥形式上的实验，例如布莱希特式让观众保持距离、无法入戏的戏剧，或打乱情节的新小说：这些作品把他们拒于千里之外。

布赫迪厄最大胆的地方，是把美学消费重新放回一般的消费世界里比较。他发现，在文化消费上观察到的对立结构，在饮食上也看得到：量与质、大碗与小盘、实质与形式。

他把这称为「需求的品味」与「自由的品味」的对立。前者偏好饱足又经济的食物；后者则把注意力从食物本身，转移到摆盘、上菜与吃的方式。音乐和烹饪、绘画和运动、文学和发型，这些表面上无法比较的偏好，其实都依循著同一套逻辑。

没有什么能力比得上把「美学」用在最日常的选择上，例如烹饪、穿衣与居家布置，更能把人分出高下。也因此，艺术与文化消费，不论我们愿不愿意、知不知道，都可能发挥正当化社会差异的功能。

布赫迪厄甚至说，文化的神圣化就像宗教里的「圣餐变体」：一旦被当成艺术，同样的东西就被提升到另一个层次。透过否定低俗、粗鄙、利益薰心的「自然享乐」，懂得享受崇高、精致与无私乐趣的人，便获得了与世俗大众区隔开来的优越感。

本书分成三部分：第一部提出「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」，第二部说明社会空间、惯习与生活风格如何运作，第三部则分别描写支配阶级的「区判感」、中产阶级「学习文化的意志」，以及大众阶级「基本需求的选择」，最后讨论文化与政治。

布赫迪厄推翻了许多从未被质疑过的关于美、艺术与文化的假设，迫使研究者重新思考品味是在什么社会条件下产生的。这本书的影响跨越许多学科，开拓了数十年来大众文化研究的新路径。不论当代的经典书单如何更新，《区判》永远不会缺席。

对一般读者来说，它提供了一面镜子：下一次你觉得某样东西「好有品味」或「好俗」的时候，或许可以停下来想一想，这个判断是从哪里学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