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利写这本书的起点是一个问题：全世界打了一百年的毒品战争，为什么毒品问题没有消失，反而带来更多暴力与痛苦？他花了三年多走访九个国家，访问了禁毒官员、成瘾者、毒贩、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。他的结论是：把毒品当成犯罪来惩罚，造成的伤害可能比毒品本身还大。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人物的故事，重新检视禁毒政策的历史与后果。

美国在 1914 年开始管制毒品。海利把焦点放在一个关键人物身上：1930 年到 1962 年担任美国联邦麻醉品局局长的哈利・安斯林格。书中指出，他利用毒品政策扩大自己机构的权力，并把矛头指向少数族裔社群；他还利用美国的国际影响力，透过联合国把禁毒模式推向全世界。

有摘要也指出，美国最初的禁令，和当时社会对现代化的焦虑有关。

爵士歌后比莉・哈乐黛是安斯林格最主要的追捕对象之一。书中对照了她和女星茱蒂・嘉兰的不同遭遇：两人都有药物成瘾的问题，哈乐黛却遭到执法单位持续的骚扰，嘉兰则得到协助、避开执法的注意。海利认为，这个对比清楚显示了当时禁毒政策中的种族偏见。这本书后来也启发了 2021 年的电影《The United States vs. Billie Holiday》。

海利指出，禁令反而创造了现代的毒品交易。当某些药物还是合法药品时，价格非常便宜；一旦被禁止，价格在黑市上暴涨，成瘾者为了负担费用而被迫犯罪。黑帮人物罗斯坦就是在药品从合法转为非法的过程中大发横财的人。毒品的利润，让犯罪组织有了源源不绝的资金。

书中访问了一位前布鲁克林毒贩，她描述在非法市场中生存，必须靠制造恐惧。海利说明，逮捕毒贩并不会减少贩毒，因为很快就会有新的人填补空缺；更糟的是，打掉帮派的领导层会造成权力真空，引发更残酷的地盘争夺。他也写到墨西哥华雷斯城的年轻行动者，如何在贪腐与暴力横行的环境中挺身抗议。

书中提出一个被称为「禁令铁律」的现象：执法越严厉，流通的毒品反而会变得越强效、越危险。海利举例说，打击粉状古柯碱之后，更强烈的快克开始泛滥；美国禁酒时期，人们也从啤酒转向烈酒。他也强调，大多数使用过毒品的人并没有成瘾，问题往往出在一个人生活的「笼子」，也就是他所处的环境与孤立程度。这些观点让读者重新思考：我们要对抗的，究竟是药物，还是让人陷入孤立的处境？

书中也记录了一些令人心碎的个案。例如一位女性因为一张大麻的通缉令而入狱，最后在亚利桑那州一座沙漠监狱中，因高温而失去生命。海利用这些故事提醒读者，在统计数字的背后，是一个个被政策改变命运的人。

在科学的部分，书中最有名的是心理学家布鲁斯・亚历山大的「老鼠乐园」实验。过去的实验把老鼠单独关在空笼子里，牠们会不断喝下含有毒品的水；但亚历山大打造了一个有同伴、有玩具、有空间的老鼠乐园，结果里面的老鼠大多对毒品水兴趣缺缺。这个实验暗示，成瘾的关键可能不只是药物本身，而是孤立的环境。

海利也引用医师嘉柏・麦特的研究，认为许多成瘾与过去未被处理的创伤有关。他指出，手术后使用鸦片类止痛药的病人，大多数并不会因此成瘾；成瘾往往发生在脆弱的人与孤立的处境结合时。因此，他提出全书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：成瘾的反面不是清醒，而是连结。

在解方的部分，海利介绍了几个国家的做法。葡萄牙在 2001 年由医师若昂・古劳推动，全面将个人持有与使用毒品除罪化，把原本用于惩罚的资源转向治疗与帮助成瘾者重新融入社会。书中引述，除罪化之后，注射毒品的比例下降，用药过量、爱滋感染与相关犯罪也都减少了。

另一份整理也指出，葡萄牙在除罪化之后，青少年用药减少，爱滋病毒的传播率与用药过量死亡人数也都下降，显示以健康为中心的做法，效果胜过以惩罚为主的政策。

瑞士则设立由政府经营的海洛因诊所，让成瘾者在受监督的环境中用药，同时保有工作与家庭的连结，也获得了类似的成效。加拿大温哥华的安全注射站，则是由社区居民与成瘾者自己组织推动出来的。海利认为，这些做法的共同点，是把成瘾者当成需要帮助的人，而不是需要惩罚的罪犯。

书中也谈到乌拉圭与美国部分州的大麻合法化，并提出受管制的合法市场能削弱犯罪组织、增加税收、减少执法支出，并像管理酒类一样防止青少年取得。这部分是全书最具争议的主张之一，作者的立场非常鲜明。

这本书的评价两极。有评论称赞它充满热情、切中时事；英国前政府药物政策顾问也认为它很有说服力。但《纽约时报》的评论批评作者对成瘾科学的理解不够深入，提醒读者「轶事不是数据」。由于作者过去曾有引用不实的争议，也有人质疑书中部分引述的准确性，作者因此在官方网站上公开了数百段访谈录音。读者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有力的倡议观点，同时参照其他研究。

台湾《报导者》的书评指出，这本书最核心的讯息是：孤立会让人逃不出成瘾，而被爱则带来希望。评论者对照台湾的反毒宣导，认为仍停留在海报比赛的层次，并提到国内已有法律人士推动把施用毒品的处理改为「医疗前置」，也就是把成瘾先视为需要治疗的问题。这让这本书的讨论，和台湾的政策辩论直接相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