桑德尔把各种正义理论整理成三种取向：第一种是「增进福祉」，追求整体幸福最大化；第二种是「尊重自由」，强调个人的权利；第三种是「促进美德」，重视品格与共同体的价值。

他用 2004 年飓风查理侵袭佛罗里达的例子开场：商家把原本两美元一袋的冰块卖到十美元。批评的声音可以分成三种：有人从福祉的角度说，高价虽然能吸引供给，却伤害了最需要的人；有人从自由的角度说，正在逃难的人并不是真正自由地同意；也有人从美德的角度说，趁人之危赚钱，暴露的是贪婪，而不是企业家精神。

一辆失控的电车即将撞死五名工人，你可以把它转到另一条轨道，只会撞死一个人。大多数人会选择转向。但如果你站在天桥上，唯一的方法是把旁边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人推下去挡住电车，大多数人却不愿意这么做，即使两者同样是用一条命换五条命。

桑德尔用这种矛盾说明，单纯的计算无法决定道德。他也讲了一位美国海豹部队队员的真实困境：他在阿富汗放走了几名手无寸铁的牧羊人，结果队友却因此丧命。真实的选择牵涉到意图、行动者的角色，以及必须背负的悔恨。

边沁的功利主义主张，正确的行为就是让所有人的快乐减去痛苦达到最大。这听起来公平，却可能为暴行辩护：如果有够多的罗马人喜欢看基督徒被狮子撕咬，算出来的结果可能会支持这种事。

书中也提到一个真实的海难案件：十九世纪的英国，几名船员在救生艇上为了活命，杀死并吃掉了一名年轻的见习水手。这是否能用「救了更多人」来正当化？桑德尔也指出，功利主义必须把无法比较的东西放在同一个天平上，例如有汽车公司曾经计算，修正油箱缺陷的成本，比赔偿死亡的成本还高。

弥尔意识到边沁的问题，主张快乐有高低之分：同时体验过诗和简单游戏的人，会选择诗。但桑德尔问学生，他们更喜欢看《辛普森家庭》还是莎士比亚，多数人喜欢前者，却同时认为莎士比亚比较好。

这表示，弥尔无法只用「人们想要什么」来证明高等的快乐比较好，他其实偷偷引入了人性尊严、能力发展这些独立于欲望之外的价值，也就等于离开了边沁的立场。

哲学家诺齐克主张，每个人拥有自己，也就拥有自己的劳动和成果。向篮球明星乔丹的收入课税，等于把他的一部分当成国家的财产，像是强迫劳动。只要财产的取得和交换是正当、自愿的，不管结果多么不平等，都是正义的。

桑德尔把这个逻辑推到极限：如果自我所有权是绝对的，那么人应该可以自由地卖肾脏，甚至出卖自己当奴隶。大多数支持者都会退缩，这显示他们的原则其实是有选择性的。

桑德尔指出，当选择受到困境限制时，同意不等于自由。美国南北战争时，有钱人可以花三百美元请人代替自己服兵役；今天的募兵制也有类似的阶级现象。

代理孕母也引发同样的疑问。书中提到美国的「M 宝宝」案，以及印度的代理孕母：一位月收入约二十五美元的女性，为陌生人怀胎，拿到几千美元的报酬，把这说成自由的交易，是否忽略了经济压力如何削弱了真正的同意？他也认为，某些价值一旦被放到市场上买卖，就会被腐蚀。

康德把道德的重点放在动机，而不是结果。只有出于义务而做的行为，才有道德价值；一位店主诚实找钱，如果只是为了保护商誉，虽然做对了，却没有道德上的价值。

康德认为，自由就是自律：依照自己透过理性订下的法则行事，而不是服从自己没有选择的欲望。这种观点是现代人权观念的基础：每个人都有无条件的尊严，永远不能只被当成工具。

既然现实中没有真正的社会契约，罗尔斯请我们想像：如果在一层「无知之幕」后面选择社会的原则，不知道自己会出身什么阶级、有什么天分、属于什么种族或宗教，我们会怎么选？

他认为，人们会拒绝可能迫害少数人的功利主义，而选择两个原则：人人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；以及「差异原则」，也就是不平等只有在对处境最差的人有利时，才是可以接受的。他的理由是，一个人的天分、家庭背景，甚至努力的能力，很大程度上都是运气，不是自己挣来的。

罗尔斯把正义和「道德上的应得」分开：你有资格得到规则承诺给你的报酬，但你并不在道德上「应得」生来就有被社会重视的天分。一位老师和一位电视名主持人的收入差距，来自供需，而不是两人品德的高低。

这也改变了对优惠性差别待遇的讨论。一位申请德州大学法学院被拒的学生，认为自己「应该」被录取；哲学家德沃金则回应，没有人「应得」某个入学名额，大学先定义自己的使命，什么是「优秀」才随之而来。

亚里斯多德认为，讨论正义，必须先问一件事物的目的是什么。最好的长笛应该给谁？他的答案是给吹得最好的人，因为长笛的目的就是被好好地演奏。

桑德尔用现代的例子说明这种「目的论」的思考：一位行动不便的高尔夫球选手，是否可以在职业比赛中使用高尔夫球车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必须先讨论「走路」是不是高尔夫这项运动的本质。

桑德尔也讨论那些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义务。他引用哲学家麦金泰尔的观点：人是会说故事的存在，我们从家庭、城市和国家继承了一些责任。这解释了为什么你会先救自己的孩子，为什么今天的德国人会对纳粹大屠杀感到责任。

忠诚有时会和普遍的原则冲突。书中举例，有人拒绝协助逮捕自己逃亡的兄弟，也有人选择向警方举报自己的兄弟。这些痛苦的抉择，只有在承认忠诚具有真正的道德分量时，才有意义。

桑德尔最后的主张是：中立是一种迷思。现代自由主义希望法律能在各种好生活的观点之间保持中立，但堕胎的争议必须判断胎儿的道德地位，同性婚姻的争议也必须讨论婚姻的目的与价值。

既然道德判断无法避免，他呼吁一种追求「共善」的政治：培养公民德行、为市场设下道德界线、因为不平等侵蚀了共同生活而努力减少它，并且直接面对宗教与道德信念，而不是把它们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。他认为，假装中立只会让公共讨论变得空洞，引发反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