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如何对抗全球贫穷，经济学界长期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。一派以萨克斯为代表，认为穷国陷在「贫穷陷阱」里，必须靠大量援助才能脱身；另一派以伊斯特利为代表，认为援助只会助长贪腐与依赖，应该停止。班纳吉与杜芙若不想选边站，他们主张不要再争论宏大的理论，而是用证据找出具体、可以解决的问题，一个一个去改善。

两位作者最重要的方法，是把医学研究中常用的随机对照实验带进经济学。做法是把条件相似的人随机分成不同组，一组接受某种政策或援助，另一组没有，再比较结果。因为两组人在其他方面完全可比较，所以差异就是政策本身的效果。本书整理了他们与同事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大量实验，用数据来回答什么方法真正有效。

很多人以为穷人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，但研究发现情况更复杂。大多数穷人其实能摄取足够的热量，当收入增加时，他们往往不是买更多营养的主食，而是买更好吃的食物，或是把钱花在娱乐上。书中有一位摩洛哥男子，说自己没钱买足够的食物，家里却有电视和影音播放机，他说电视比食物还重要。作者认为，营养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儿童与孕妇等最脆弱的族群身上。

作者也发现，穷人在食物上的支出比例比想像中低，剩下的钱会用来买电视等商品，或者办一场隆重的婚礼、丧礼。这些看似不理性的选择，其实反映了一种心理需求：在单调、艰难的生活中，人也需要一点快乐与意义。书中提醒我们，穷人和我们一样是有欲望、有情感的人，而不是只会计算热量的机器。

书中提醒读者，虽然全球贫穷人口的比例在下降，但仍有大约十亿人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，这是富裕世界越来越无法视而不见的事实。为了理解这些人，作者与同事进行了数百项随机对照实验，从印度、印尼、摩洛哥到肯亚，深入观察穷人如何吃饭、看病、上学、借钱与存钱。他们发现，穷人做的许多决定，在外人看来不合理，放在他们的处境里却往往有其道理。

在医疗上，作者主张与其把资源投入昂贵、宛如登月计划般的大型方案，不如把重点放在疫苗接种与各种预防措施上，因为它们的成本效益更高，对病人也更有价值。书中也指出，政府的粮食补助政策，并没有让穷人多吃主食，这再次说明，好的政策必须建立在真正了解穷人如何生活的基础上，而不是建立在想像之上。

在健康方面，作者发现一个矛盾：穷人常常花大钱在昂贵的治疗上，却忽略便宜的预防。书中提到一位印尼妇女，为了治疗丈夫的眼疾借了钱，在高利息下债务迅速膨胀，结果没有钱替生病的儿子看医生，陷入健康与债务的恶性循环。相比之下，像在饮水中加氯消毒这样便宜有效的方法，使用率却很低。

她背负的利息高达每个月一成，借来的钱很快就滚成将近原本的三倍。

蚊帐是最经典的例子。在肯亚，一顶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只要十几美元，可以用好几年，能明显降低疟疾的感染风险，是报酬率极高的投资。但即使非政府组织把价格降到不到一美元，许多人仍然犹豫不买。作者借此说明，穷人对预防措施的价格非常敏感，而这正是为什么免费或补贴的预防措施，往往比市场机制更有效。

穷人为什么不相信预防？书中指出，一个原因是公共服务的品质很差：公立诊所常常关门，医护人员的缺勤率高达三到四成，看诊往往只是匆匆几分钟问几个问题、开几种药，于是人们宁愿去找没有执照的私人医生。另一个原因是知识的缺口：家长如果不了解疫苗的原理，看到孩子打了疫苗还是生病，就会觉得被骗，进而拒绝所有预防措施。

在教育方面，作者指出，光是盖学校、聘老师，如果没有真正的上学需求，效果有限。相反地，一些小小的诱因，例如在孩子入学或接种疫苗时给家长一点现金或实物奖励，往往比治疗可预防的疾病或购买没人用的教材更划算。这些发现都来自实地的实验，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推论。

关于家庭规模，研究发现让女性能取得避孕方法，能有效降低家庭的孩子数，因为女性通常比男性希望生比较少的孩子。作者也观察到，在缺乏社会保障的地方，孩子常常被当作养老的依靠，生育少了之后省下的钱，往往先用于照顾长辈，而不一定用在孩子身上。

作者在书末归纳了几个重要的教训。第一，穷人常常缺乏关键的资讯，甚至相信错误的观念。第二，富人的生活中有许多自动化的安排，例如自来水已经消毒、食物已经强化营养、退休金自动提拨；穷人却必须自己为每一件事做决定，负担沉重。第三，有些对穷人重要的服务，市场不会自然出现。第四，政策失败多半源于意识形态、无知与惯性，而不一定是无法改变的体制。第五，对能力的期待常常会自我实现。

从这些教训出发，作者的结论是：不需要全面推翻制度，也能带来真正的改变。透过修正具体的政策细节，一点一点地改善，就能让许多人的生活变好。这种务实、谦卑的态度，与其说是一套理论，不如说是一种做事的方法：先承认我们不知道，再用实验去找答案。

这本书出版后获得《经济学人》与《金融时报》的年度好书肯定。2019 年，两位作者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。对读者来说，这本书最大的价值，是让我们放下对穷人的刻板印象，看见他们每天面对的真实选择。

作者也说，贫穷并非无法终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