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 年，五十多岁的记者艾伦瑞克决定做一个实验：如果一个人只靠最低薪资的工作过活，能不能付得起房租和三餐？她在求职时隐瞒了自己的学历，到美国三个城市去应征最基层的工作，每个地方待大约一个月，试著让收入打平开支。她也坦白承认，自己仍保有一些真正的穷人没有的安全网，例如一辆可靠的车、足够的营养，以及不至于流落街头的住处保障。

第一站是佛罗里达州的基威斯特。因为附近的房租太贵，她只能租一间离工作地点很远的偏僻小屋。她在一家餐厅当服务生，薪水连同小费也只在最低工资上下；为了打平开支，她又兼了一份旅馆房务员的工作。在两份工作之间奔波，加上身体的疲惫与和管理者的冲突，最后她撑不下去，只好离开。

第二站是缅因州的波特兰。这里的房子比较好找，她兼了两份工作：一份是在一家清洁公司帮有钱人打扫房子，公司向客户每人每小时收费二十五美元，她却只拿到六块多美元；另一份是在安养院的餐饮部门工作。她必须一周工作七天，才勉强让收支打平，这也是三个城市中唯一勉强撑过去的地方。

第三站是明尼苏达州的明尼亚波利斯，这里的住房问题最严重。她找不到负担得起的公寓，只能住在按周计价的汽车旅馆，房租远远超出她的预算。她在沃尔玛的女装部门工作，薪水不足以支付生活开销，工作环境也让她感到压抑。最后她承认，这个城市的生活对她来说在财务上是不可能的。

比起她自己，更让艾伦瑞克震撼的是同事们的处境。有人睡在厢型车或车子里，有人全职工作却只能靠零食果腹，负担不起正常的三餐，大多数人都必须兼第二份工作才能活下去。在清洁公司，一位小组长受了伤，却因为怕丢掉工作而不敢休息。这些人并不懒惰，相反地，他们比任何人都努力。

三个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的难关：房租。在基威斯特，她每月要付五百美元，租一间通勤要四十五分钟的偏远拖车屋；在波特兰，一千美元以下的公寓少之又少，她只好先住进按周计费的汽车旅馆；在明尼亚波利斯，她一开始每周要付将近三百美元，后来搬到一晚约五十美元的连锁旅馆，仍然远超出她的负担。只有一个地方能勉强打平，而且前提是一周七天都要工作。

书中描写了许多工作现场的细节。在佛罗里达的家庭餐厅，她得面对一位脾气很坏的厨师；她同时兼差的另一家速食连锁店一片混乱，一位年轻的捷克洗碗工被冤枉偷东西，她只撑了两天就辞职。在缅因州的清洁公司，打扫有严格的标准流程，小组长即使受伤也不敢休息。在沃尔玛，她被分配到女装部，工作表现用整理推车的数量来衡量。这些细节让读者看见，低薪工作其实需要大量的体力、技巧与耐心。

一篇台湾的书评引用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指出，高达百分之二十九的美国家庭，生活在可以合理定义为贫穷的状态，他们无法支付基本的生活开支。书评也提到，有大型零售业者虽然扩大了医疗保险，却同时提高非正职员工的比例，让更多人失去投保资格。这些数字说明，艾伦瑞克在书中看到的，不是少数人的不幸，而是一个普遍的结构问题。

艾伦瑞克也描述了低薪职场中令人不舒服的管理方式。求职时要做一些看似有辱人格的人格测验，筛掉太有主见的人；工作时，管理者不断提防员工「偷时间」，对员工充满怀疑。她观察到，雇主刻意不让员工知道彼此的薪资，管理方式也让人不敢为自己争取权益。

书中最重要的发现是：努力工作并不必然带来温饱。一份最低薪资的工作，根本不足以负担房租，更不用说医疗与托育。许多人必须同时做两份工作，而且必须假设自己永远不会生病、不会遇到意外。艾伦瑞克称这群拚命工作却仍然贫穷的人为「穷忙族」。

她指出，社会之所以忽视这些人的困境，是因为我们常常把贫穷和失业画上等号，以为有工作就不会穷。按照官方的定义，时薪七美元的人不算贫穷，但他们实际上连房租、托育、医疗等基本需求都难以负担。不断上涨的房价与停滞的薪资，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不可能。

艾伦瑞克在结论中写道，低薪工作既辛苦又需要技巧，却完全得不到肯定。这些劳工不仅收入微薄，还要不断承受怀疑与羞辱。即使在缺工的时候，雇主也抗拒提高薪资。她主张，社会需要做出结构性的改变，让这些辛苦工作的人得到应有的报酬与尊重。

在后来的版本中，艾伦瑞克回顾了出版后的变化，发现情况并没有变好，甚至更糟：有大型零售企业被控窜改工时、让员工无薪加班；政府对学生贷款等支援减少，发薪日贷款等掠夺性的金融产品则四处泛滥。她也收到许多读者来信，描述更艰难的处境。但她也看到希望：基层组织推动的「可活命薪资」运动，在纽约、洛杉矶等城市陆续成功。

台湾的书评者指出，这本书对台湾同样有启发：薪资停滞、房价高涨的问题与美国相似，值得检视官方的贫穷线是否贴近现实；也应加强劳动检查、保护非典型员工；并且看见，即使受过教育，也不保证能脱离贫穷。地方的草根行动，有时比等待中央改革更有效。

这本书以幽默而辛辣的笔调写成，成为卧底报导的经典之作，也让「穷忙族」的议题受到广泛关注。它最大的力量，在于让读者从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的眼睛，看见每天替我们端盘子、打扫房间、整理货架的人，过著怎样的生活。